蔡孝乾被捕后，谷正文将他与16岁妻妹关在一起，蔡：吴石是地下党

众所周知，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的。相比于敌人，背叛者对于我们的伤害往往会更大。背叛者的级别越高，破坏力越强。 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，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吴石之所以被捕杀害，地下党遭遇失败，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台湾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。 1950年1月29日，蔡孝乾被捕入狱。审讯室中，他的态度很强硬： “我党很快就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下海，到时我就是解放的头号功臣。” 然而谷正文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蔡孝乾。 后来，他在回忆录中提到：“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，从他的双眼大致可以看得出来。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，虽然应讯大致得体，但眼神却飘忽不定。” 正所谓：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嘴巴能骗人，但眼睛却骗不了。 当时，谷正文立即断定，蔡孝乾是贪图享乐又怕死的人。于是谷正文安排手下满足蔡孝乾的一切需求。 一周后，蔡孝乾终于开口：“我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。” 特务们带着他前往波丽露西餐厅。当牛排端上来时，他吃得狼吞虎咽。可在特务们兴高采烈地等着蔡孝乾招供后，他却突然跑了。 蔡孝乾是台湾彰化人。甲午战争后，日本强行割占台湾岛，推行“皇民教育”，强迫台湾青年学习日语。因此，蔡孝乾凭借对日语的精通进入了我党的视线。 1924年，蔡孝乾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。当时，社会学系是由邓中夏创办，我党的进步人士瞿秋白、施存统、彭述之等在其中讲课教学，吸纳有理想、有才华的学生。 很快，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成为了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。 3年后，在我党的支持下，林木顺、谢雪红、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建立“台共”。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，“台共”原本在“日共”的领导下活动。 但实际上，“台共”与我党走得很近。 1932年，红军解放漳州，蔡孝乾也被吸纳到苏区工作。他有文化，又是少有的大学生，因此很受欢迎。 当时，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接见了蔡孝乾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：“苏区的物质条件虽然差，可只要能吃苦，工作还是很愉快的。” 但对有理想的蔡孝乾而言，苏区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。他后来提到： “红军占领漳州后，带给我的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、观念方面的改变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为红色战士的一员了。” 其实，在苏区工作期间，蔡孝乾一直受到我党的看重，并与很多高层有直接的接触。 前往江西瑞金时，蔡孝乾偶遇了毛泽民，和他轮流骑马，畅聊革命。苏区召开“反帝总同盟大会”后，蔡孝乾又与毛泽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经常聊到深夜。 1934年，蔡孝乾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要知道，长征路途遥远，个中艰苦非常人所能战胜。对于革命队伍而言，本就是一次提纯。蔡孝乾能够走完全程，足以证明当时的他确实是位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。 而他在长征中的经历，也成为了日后担任台湾地下党负责人的资本。 抗战爆发后，蔡孝乾跟随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抗日。尽管没有出现在前线战场，可蔡孝乾在对敌宣传和管理日俘上也做出了一定贡献。 后来，前线形势严峻，我党出于“保存干部”的原则，将他调回了延安。由此可见，蔡孝乾在我党队伍中的重要性。